编者按

“棍棒底下出孝子，孩子不打不成才”……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不少父母都会用打骂的方式来“教育”孩子，并认为这是理所当然。但实际上，遭受家庭暴力的孩子很可能会在内心深处留下伤疤，并对其未来人格发展产生影响。

专家认为，作为父母，应该多去了解孩子的心理，用更有效的方式去教育、引导孩子。同时建议国家完善相关方面的法律法规，保护孩子免受暴力。

据记者了解，《反家庭暴力法》已列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五年立法规划，全国妇联正在积极推动该法设立儿童保护专门章节，预防和制止针对儿童的家庭暴力将成为未来这部法律中必不可少的部分。

给孩子一个温暖的港湾，这是我们所有人的心愿。

家暴阴影挥之不去

尽管已经大学毕业，但曾经的童年经历仍然给赛赛（化名）的生活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

“比如，我的自我保护意识很强，我很难对陌生人敞开心扉，我唯一的好友是认识交往了8年之久的朋友，只有面对她，我才能比较多地开放自我。这个好友是在我充满挫折的青春期里相当于家人的支持者。再比如，我在自我认同方面会稍微慢一点，虽然我的学习成绩不错，但我还是很难自我认同。”在回复记者的采访邮件里，赛赛对记者坦言，小时候受到的家庭暴力对她成长的影响很大，“我越成长，学习得越多，随着岁月的流逝，越能感受到这样的影响。”

赛赛说，她自己仍然还在自我认同的路上。“我会比较缺乏安全感。在选择职业时，我会首先考虑安全感，这个习惯思维，这些年一直未变。还有，我这个人思虑过重，现在再问当年同学，对我最大的印象就是勤奋，担心的事情多，整日忧心忡忡。”

“我深感，少年时由于思想包袱过重，错失好多实现梦想的勇气和机会，午夜梦回时，我还是会因此感到心痛，或许家庭暴力对我还有更多影响，我还未知。”赛赛告诉记者，她正努力让自己往开心的方向发展。

赛赛是标准的“90”后，20出头，大学毕业后在城市工作一年半后，考回农村一公职单位工作。

想到自己童年的经历，赛赛有时候会跟一些朋友开玩笑地说，哪天国内也开办“为人父母证”，像国考那样难的准入标准，也许能解决家庭中的这样或那样一些问题或遗憾。

“幸运的是，成长过程中，我碰到了些无私的人和学到了关于爱和家庭的学问，比如大学的心理学学科，这几年，我了解了一些相关的知识，苦痛稍微少了一些，使得我对生活的热爱依然如骄阳。”

“那是一门让人越来越健康的学问”，赛赛建议为人父母者，如果想多点快乐，少点苦痛，读读心理学是必需的。

“没有人天生会做父母，我也在不断读书，慢慢学习中，希望我和我的爱人未来能给我的孩子营造一个没有思想包袱的港湾。”曾经受家暴环境之痛的赛赛说，好父母，只要记住两点就可：其一，你想对孩子做什么的时候，问一问自己，如果自己是孩子，在这件事情上我希望父母怎么做；其二就是问孩子，在这件事情上，你觉得爸爸妈妈应该给你帮什么忙，应做到什么程度。

尽管目前没有数据支撑，但是不少调查显示家暴对孩子的影响还是会有两种极端：一是孩子也用暴力说话，走不出阴影；二是有的孩子长大后会反思，绝对不打孩子。多年从事反家暴工作的律师、反对家庭暴力网络／北京帆葆执行主任李莹表示，家庭中的暴力，可以导致孩子很长时间内没有信心。“这需要孩子的自我调整，整个社会也需要反思。”李莹表示。

施暴者也需要心理援助

刚刚三岁半的小强，很调皮。在5·12四川汶川大地震中，小强的姐姐小敏遇难了，震后2年，小强来到这个世界上，但小强的母亲并未因他的降生而从伤痛中缓解出来，反而更加烦躁。

怀孕期间，小强的父母一直都期待会再生一个女儿，用他们的话说，“希望再把女儿生回来。”

可事与愿违，来到他们身边的是个儿子，而儿子一出生似乎就不怎么听话，母亲开始拿小强和姐姐小敏比较，一点一滴的比较，比较的结果是：“哪里都不如女儿乖。”

一个深夜，母亲醒来无法入睡，一个人悄悄打开手机，看女儿的照片。儿子突然醒了，开始哇哇地哭，母亲怎么哄也没用，突然之间，母亲开始发疯似的打小强，而且开始撕扯他，把惊醒的丈夫吓呆了。丈夫似乎完全不认识眼前这个女人，等她平静下来，夫妻俩抱头痛哭。

谁知道，这才是噩梦的开始。自此以后，母亲曾多次“发疯”，只要小强一哭，她就会不顾一切地打下去，并渐渐演变为，有时候竟然莫名其妙就会打小强，感觉心中有一股说不出的怒气和怨气，打出来，就舒服些了，可是打完又后悔，并心痛得不得了。就这样，小强和母亲都经历着莫名的恐惧。

尽管只有3岁半，但小强的眼神里似乎包含了很多东西，他在玩耍的时候，随时都在留心母亲。

小强还不能掌握一种规律：自己做了什么就会挨打？他不能理解：刚对他又抱又亲的母亲，为什么会突然伤害他？他更不能理解：刚刚打过自己的母亲，为什么又抱着他哭得那么伤心？

曾在河北省一所大学执教心理学的教师刘猛，2008年5月19日就来到地震灾区，以志愿者身份从事丧子母亲的心理援助工作，一直到今天，他和自己的团队坚持了5年多的时间，从未离开。

9月5日，在四川雅安，记者见到了刘猛。刘猛告诉记者，小强的案例在这里不是孤案，他的援助对象里也有类似情形。刘猛表示，虽然现在心理学内部还存在许多流派，但都无一例外地认为，童年成长环境以及父母的回应方式会对孩子以后的人格形成产生巨大影响。

心理学家埃里克森把人的成长分为八个阶段，其中第一个阶段就是婴儿期，包括0到1岁半的孩子。这个阶段的心理特征是：基本信任和不信任的心理冲突。当孩子以哭泣来向父母传递饥饿、疼痛、不适等信息的时候，如果得到的不是喂养和爱抚，而是暴力痛打，必然无法形成“信任”这一心理品质。而“信任”起着增强自我力量的作用。而具有信任感的儿童才会敢于希望，才会富于理想，具有强烈的未来定向。如果这时没有建立起一种信任感，则会在以后的人生中时时担忧自己的需要得不到满足，缩手缩脚。

另一位心理学家班杜拉认为，人类行为的习得，既受遗传因素和生理因素的制约，又受后天经验环境的影响。

“毫无疑问，小强将习得母亲对自己的养育方式，并有可能会以同样的方式养育自己的子女。”刘猛说。

事实上，小强经常会毫无征兆地把玩具甩到小朋友身上，并习惯于用暴力解决与小朋友的争端，他不能专心地去玩一个游戏和一件玩具，会时刻担心母亲离开，并随时留心着母亲的行为，情绪变化快，并多处于冷漠状态，无法和其他小伙伴一起完成一件事情，也对其他小朋友的游戏不太关心。和玩伴玩耍时，小强不喜欢用语言表达，而是更多用手指、或者直接拉小朋友过来等行为语言。

“虽然我们无法确定这些特征哪些是由于家暴引起的，但至少，在众多的同龄孩子中，你一眼就能看出他的不同。所以这个警示应该发出：遭受家暴者年龄越小，对其以后人生的影响越大，关注婴幼儿受暴者应该引起足够重视。”刘猛说。

心理学家认为，家庭施暴者，通常都有人格上的问题，如偏执型人格、反社会型人格、双向人格等等。但也有一些非人格因素。在邻居们眼中，小强的母亲，在地震以前一直是一个贤妻良母，待人接物得体大方，脸上总是带有浅浅的微笑，从不说过头的话，也没有动手打过女儿。

刘猛分析，地震的突然打击，女儿遇难，以及之后的一系列什么烦心事，让小强母亲窝藏在胸中的怨、怒、恨、悲、哀等压抑长久的情绪不能得到释放，转而以暴力的方式发泄到了儿子身上。这种由事件导致的长期情绪状态，如果不及时得到疏导和排解，则会形成属于她自己的一种独特人格，并以同样的方式给周围的家人带来伤害。

组建中国白丝带志愿者网络，并通过男性心理咨询师公益热线提供家庭暴力免费咨询的北京林业大学人文学院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方刚在博文中表示，中国大陆针对家庭暴力的司法实践中，已经成功地实践了“保护令”、“限制令”，他认为：针对家庭暴力的“辅导令”已经是迫在眉睫，呼之欲出。

方刚所说的“辅导令”，即强制要求家庭暴力、伴侣暴力、性暴力等性别暴力的加害人接受认知教育辅导、心理咨询、戒瘾辅导的法律规定。

方刚介绍，辅导令起源于北美，在美国被称为“施虐者辅导计划”（batterer intervention programs）。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针对家庭暴力受暴妇女的救助工作中，加害人的改造工作被纳入视野，“施虐者辅导计划”得以出台。按这一计划，法庭在根据受暴人申请发出保护令的同时，可以同时发出针对施暴者的辅导令。

国家层面保护机制亟待建立

被父亲一把揪住头发，然后是怒斥，甚至打骂。

这是张小吉青春期里经常遇到的事情，每当成绩不是父亲期待中的优秀，加上自己几句顶撞，她便会遭遇这般的“羞辱”。

床下面常常会放一个旅行包，里面装满衣服，随时准备离家出走，这是张小吉无数次的冲动。

从大学毕业支边做起，满腔理想的父亲成长为一名出色的厅级干部，同为大学毕业成绩斐然的母亲，也期望女儿至少和自己一样出色。也许是因为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期待，让身为父母的他们，行为言语中多了对女儿的暴力和指责。

大学第一个假期回家，父亲来车站接她，张小吉远远看着急切等待中的父亲，没有言语，只是走到东张西望正寻找她的父亲身边，扯扯父亲的袖口，算是招呼。

“看别人能干的事情，我也想过，但就是没有信心。”大学毕业后，张小吉有了一份稳定的财务工作，也常常会羡慕别人的天马行空，“但我就是没信心。”她告诉记者，感觉这是小时候被否定太多的影响。

如今已经是一名10岁孩子的母亲，在儿子的成长过程中，张小吉坦言自己也经常会打儿子，“你不知道，简直是气得不行。”她告诉记者：“我觉得家庭暴力有点遗传，那个时候就是控制不住，就想打他一顿。”儿子已经越来越出色，学习好，钢琴弹得也不错。但有时，他会开玩笑地说：“我妈妈就是一个神经病。”

据报道，英国伦敦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近期发表报告称，在一项试验中，让40多名儿童（这些被实验的孩子中约半数曾遭受过家庭暴力，还因此被送入社会救助机构）分别观看悲伤、冷静、生气等不同表情的图片，同时用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对他们的大脑活动进行扫描。研究发现，孩子们在看到生气表情的图片时，大脑中前脑岛和杏仁核两个区域的活动幅度要明显大于那些正常成长的孩子。

据介绍，这两个区域和紧张情绪有关，研究人员也曾在经历过残酷战争的士兵大脑中发现这种变化。可见，家庭暴力对孩子的影响可与战争对成人的影响相提并论。研究人员说，这种影响可能会导致孩子以后出现焦虑症等精神疾病的风险增加。

网民南冠客表示， 小时候被家暴，长大了应该反对家暴才对，而不是与之相反。然而，由来已久的“不打不成器”文化，已经在民间占有极大市场。

不到打成残疾或者出事的程度，没有人关注或者干预家庭对孩子的暴力行为，这是生活中的一种常态。

“针对家庭暴力，很多人见怪不怪，这种现象很值得深思，这是一种很可怕的事情。” 红枫热线反家暴项目专家侯志明对此深表担忧。

“随意对孩子实施暴力行为，显然潜意识里，有着深刻的文化根源，父母把孩子当成了私有财产。孩子不是私有财产，很多人不明了这一点。”侯志明说。

李莹告诉记者，千年文化传承的“文化基因”——“家庭间暴力容忍”的文化背景下，打孩子在很多人看来都不是个事儿。“这需要改变观念，但不能一蹴而就，而是需要一个艰难的过程。”

李莹认为，在法律层面，目前我国涉及家庭暴力的法律有《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但规定都过于原则，对儿童保护的力度和重视程度都不够。“比如，如果在家庭中夫妻两个人中有一个人有施暴习惯，离婚时，法院在判决孩子归属问题时,很少考虑一方因施暴而不适合抚养儿童这一因素，而是更多地强调经济条件。”李莹认为，在子女抚养权方面，司法层面已确立了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保障子女合法权益的原则，这是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的体现，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完全可以利用这个原则，以保护家暴家庭中的子女。

“另外，家庭暴力的延伸状况比较多。比如，对于施暴家庭子女的抚养权问题，在一些国家，公权力是可以直接介入的，对于事实上没有能力实施监护的父母可以取消其监护权，而国内没有。目前，国内法律和机制上对事实上没有获得父母监护的孩子缺乏保护。”李莹说。

“还有一种情况是，对于家庭暴力的目睹儿童，也就是目睹家庭成员之间暴力行为的儿童的保护机制缺乏，而这个群体的孩子非常需要帮助。目睹儿童需要救助，特别是心理干预。”李莹介绍，根据国外资料，目睹儿童长大后施暴倾向更大，但在我国，国家层面上的保护机制基本没有。“目前，一些民间组织已经开始关注目睹家暴儿童人群，尝试为他们提供心理、法律方面的帮助。我们期待有更多人关注、关心那些受到家暴影响的孩子。”她说。(中国妇女报记者 耿兴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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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家暴立法应设儿童保护专节

在近期举行的“关注女童安全，保护儿童权益”座谈会上，谈及未成年人伤害案件的主要原因和工作难点，全国妇联权益部部长蒋月娥认为，首先，在观念上，“儿童优先”的理念尚未在全社会得到实践。部分人信奉“棍棒之下出孝子”等封建思想，认为以暴力方式管教孩子不属虐待，在缺乏社会监督的情况下，使孩子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其次，在机制上，预防和制止未成年人伤害的工作机制尚未健全。目前，我国没有明确的牵头部门和协调机制，开展预防和制止未成年人伤害的工作，缺少对教师、医生、村居委会等特定主体发现报告儿童伤害事件的义务规定，使得儿童伤害案件的发现难；缺少对教育、民政、公安等部门干预救助措施和程序的具体规定，导致政府部门对虐待儿童行为早期很难介入，执法无据，使得儿童伤害案件的干预难。

蒋月娥认为，更为重要的是，维护未成年人权益的相关法律制度尚不健全：

——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法律制度尚不完善。部分未成年人伤害案件伴随长期的家庭暴力行为，但因为我国没有反家庭暴力法，现有立法对家庭暴力，包括对儿童的家庭暴力概念界定不清，使社会公众和执法部门对这一问题认识不足。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责任部门不清，部门执法依据不足；干预程序不清，对施暴者缺乏有效的教育矫治措施。

——国家监护的相关制度尚不完善。我国现行的关于未成年人监护制度虽然有“委托监护制度”、“临时监护制度”等，但由于立法过分依赖亲属监护，对公权力介入的规范不明确，对监护人履行监护义务的行为没有监督制度，对有过失的监护人的惩戒措施缺乏可操作性等，导致实践中由于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监护行为发生偏差而使未成年人权益不断受到侵害的现象时有发生，且失职的监护人得不到应有的责罚。

蒋月娥建议，尽快启动反家庭暴力法立法程序，明确家庭暴力概念和部门工作职责，确立警察、医生、教师等特定行业对家庭暴力的发现报告义务，在立法中设立儿童保护专门章节，对于尚不构成犯罪的虐待儿童行为进行预防性干预。同时，修改完善国家监护制度，授权有关部门对监护人的监护能力进行评估和监督，完善监护权转移、临时监护等具体制度和程序，使国家承担起对未成年人的监护责任。

“应完善未成年人保护的专门机制，督促政府相关部门出台工作细则，完善以家庭为基础、以社区为依托的儿童保护网络。” 蒋月娥说。

这是西班牙一支只有孩子才懂的家暴广告，必须从低角度才能看见广告牌里男孩脸上的淤伤。

西班牙儿童及青少年援助基金会制作这块神奇的广告牌，从不同角度观察会获得不同的讯息。当成年人或高于120公分的人注视时，会看见一个悲伤的男孩，以及一段文字写着“有时候，虐待儿童的行为只有受害者才看得到。”

假如站在广告牌前的是个不满10岁的孩子，他会看到一个遭到痛殴的男孩，还有截然不同的讯息：“如果有人伤害你，请打这部电话，我们会帮助你。”设计者表示，当受虐孩童上街时，施暴者很可能就站在身边，将这些讯息隐藏起来对他们来说才有意义。